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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求学那几年，一到冬天，我总要带上表弟去学校西门外的北华涮肉开小灶。这家老北京铜锅火锅店提供五花八门的烧饼作主食，唯独不提供米饭。然而固执的弟弟进门必先喊道，“老板，来碗米饭！”

笑容可掬的胖老板得空便会不厌其烦地回上一声：“来嘞！没米饭，有烧饼。”

“羊蝎子火锅不就是羊肉活菜嘛。还不能配饭吃？"弟弟较真起来会嘟囔上一句。

“咱老北京涮肉就得配烧饼。”

“我们南方人火锅必须有米饭。”

一来一往间的争执打趣仿佛某种饭前仪式，一次又一次上演。面对坚决不提供米饭的北方餐厅和坚定认为米饭才算“合法”主食的南方弟弟，我只得绕道去学校食堂捎盒米饭带到小馆，满足他的“米饭胃”。每每我抱怨弟弟不肯入乡随俗时，来自雪乡的舍友免不得笑我“五十步笑百步”：

“师姐可甭笑你弟，他这是想家了。就说咱屋里这味儿，比酒店大堂的香水都稳定，还复合型的。连我的被子都带股子贵州辣椒味儿。这叫啥味儿？你家的味儿呗。”说罢手直扑楞地指向我的书柜顶上那一兜来自毕节的烙锅辣椒面、大方的素辣椒、遵义的糍粑辣椒——齐齐整整好似辣椒届的民族大团结。言笑间，我为不经意留下的“嗅觉霸权”感到抱歉的同时，也为不自知的口味偏好暗自感慨。

游子漂泊在外，许多生活习惯会因时因地变化，口音会变，甚至人的样貌也会发生变化，唯独口味是比身份证还笃定的标识。对于彼时离家两千公里的我而言，小篮子里的贵州辣椒盛会就是家乡的滋味，才不管不喜辣者闲话说的“力巴儿才好吃个辣”。北方的黍麦，南方的稻米，东方的菜，西式的餐，只须拌上一勺姑姑亲手烧的鸡辣椒，万千滋味都化为疗愈内心的熨帖乡味。

转眼返家两年有余，我搬到观山湖这片陌生区域，在新的系统与新的同事共事新的工作。尽管公司离家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我却难得经常回到父母的那个家。家中老父无须我说便明了我在晚归时分涌起的思念，于是三不五时往返于市区和金阳之间，时而运点家里亲戚捎的腊肠蔬菜，时而带些他烧的卤味、新开发的“硬菜”。哪管我再三声明公司食堂的菜肴既丰富又可口，出门一百米有不下二十家食铺，他仍决意要把家的味道带到我小小的寓所。

在父亲眼中，家的味道才是人生百味的底味。人与人见面时招呼一句“吃了吗？”并非随意脱口的问候，也不是对缺衣少食年代的饥饿投射，当中饱含着饮食人生的古老礼仪。国人对食礼的这份珍重可以追溯到《礼记》，早在周制婚仪中便有“共牢而食，合卺而酳”的记载，同食共饮自那时起便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人组建家庭的象征性仪轨。到了寻常百姓家，能在一口锅里吃饭是一家人的福分，一旦分灶而食便是人成年以后从原生家庭独立的标志，正所谓“分家先分灶”。

再说成为新国潮前的围炉饮食，本无千篇一律的食材和器具标准，有人家在炉膛烤洋芋红薯，有人家在灶上大锅贴玉米饼子，有人家趁一炉小火煮茶温酒，有人家垒火塘窝几尾小鱼蛤蜊。个中欢乐跟烤制的功力高低、器具的精致程度无关，真正有关的是这炉边有亲朋好友的欢聚场景，唤起的是家庭成员对某道食物的共同回忆。

这份家的味道，构成了个人生命历程中最独特的部分，它不仅仅关乎味觉和嗅觉的微妙感受，更是情感和记忆的绵密交织。无论身在何方，温馨的场景和经年累月建立起来的口味都伴随着人们，成为心中永恒的宝藏。